包容性财富净现值最大化与可持续

包容性财富：净现值最大化与可持续

如上篇所述，在帕萨·达斯古普塔与肯尼斯·阿罗等人的研究中，可持续发展考虑的消费与投资的代际最优配置，有两大衡量标准：净现值最大化与可持续标准。两种标准基于不同的伦理考量，因此并不一定能够同时实现。　　最大净现值标准　　净现值最大化标准关键在于选择合宜的社会贴现率，在这一标准下，可以用成本收益法判断政策变革是否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　　根据净现值最大化标准，如果当前消费水平超过跨期社会福利最大时的当前消费理论值，就是消费过度。当然，在现实经济中，准确测算最优消费值是不可能的。然而，仍然可以从理论上推演出导致消费偏离最优值的因素。其中包括投资的市场回报率与消费的最优社会利率之间的关系，同期商品(包括资本品)的市场价格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中，当投资的市场回报率与消费的最优社会利率相等时，才达到社会最优消费路径。当投资回报率超过消费利率时，市场会偏向储蓄不足及过度消费。在不完全市场中缺少风险共担机制，资本税的存在，均会降低资本投资的私人回报，使之低于社会回报，因而抑制储蓄，刺激过度消费。　　此外，消费更加依赖于生产消费品的投入品价格。如果消费品价格低于其社会成本，那么消费则趋向过度。某些自然资源是消费品，还有些是生产消费品的直接或间接投入品。低估自然资源的社会成本会导致消费品价格低于其社会成本，进而导致消费过度。因此，自然资源定价对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　　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低估自然资源的社会成本。第一，产权界定或不稳定，开采初始投资较低，会刺激短期行为，导致过度开采；第二，市场失灵形成负外部性，如环境恶化等；第三，政府补贴同样可能会导致低估社会成本。　　自然资源的社会成本低估会降低投资品价格，会导致自然资源消耗过快。这样一来，不管人造资本形成率是否处于最优，实际投资很可能由于过度消费自然资源而不足。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即消费的互倚性。一个人消费带来的幸福感不仅来自于其个人消费，更来自于与“参考群体”之间的相对消费水平。如果兼顾当前消费与远期消费，那么消费的互倚性并不必然导致消费过度。　　总而言之，在净现值最大化标准下，风险共担机制缺失、资本收入征税和自然资源定价低估会导致过度消费。其中，自然资源的定价问题最为明显且最为关键。　　可持续性标准　　可持续性标准下，“生产基数” 这一概念很关键。“生产基数”是全社会的当期资本存量，包括人造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在最新的研究中，帕萨·达斯古普塔等人加入了公共知识与社会制度等项目。实际投资指的是生产基数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实际财富的变化。这样一来，可持续性发展并不针对某一类特定资源，人力资本、公共知识的增加可以抵消自然资本的降低，同样可以达到可持续发展路径。实际投资与国内净投资往往并不一致，对于石油出口国(中东与北非国家)，实际投资往往低于国内净投资，而对于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实际投资往往高于国内净投资。　　可持续标准表述容易，用起来难。一是衡量资本存量的变化很难，尤其是测算自然资本存量中的矿产、石油天然气、渔业等项目。美化环境，或者生态系统改善，如净化水、防洪、气候稳定、防止农业病虫害、土壤肥力的保持等，都可以弥补降低自然资本存量给社会福利带来的损失，然而衡量这些进步绝非易事。二是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替代率很难确定。生态学家与经济学家对于自然资本的补偿比重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因此，生态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取得不同资本之间替代率的共识。　　如果把人口变化纳入到可持续标准中，预测人口变化是一个难题，理论构建更难。在总效用最大化与人均效用最大化之间，社会应如何抉择？在总效用高的人口大国与平均效用高的人口小国之间如何做比较分析？一种处理方法就是把人口作为另外一项资产，以会计价格计算添加到资本存量的计算项中。这种方法拓宽了“实际财富”这一概念。另一种办法是在跨期社会福利函数中，以总效用的净现值除以人口规模的净现值，分子分母项均使用同一个社会贴现率。　　可持续标准如果考虑到技术变化，那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便资本投资为负，由于技术进步，产出和消费增加，跨期社会福利同样增加。这里面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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