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清期货教父20年(新闻)

常清：“期货教父”20年

常清：“期货教父”20年 更新时间：2010-10-16 7:28:37 　　“时势造英雄，并不是我有多大的本事。”常清谦虚地用一句经典的语言来描述那个伟大改革时代的历史选择，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常清有幸参与了那个时代的变革并走在前面，成为中国期货市场的开创者。

1990年10月12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成立，标志着中国期货市场的诞生。今天，我们觉得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的创举，全世界没有一个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国家推出期货市场；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时代，中国能否建立期货市场是一个理论难题，政府主导大多数商品的定价权，这与国外纯粹市场经济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在那个激情改革的岁月，这些难题并没有阻挡期货市场诞生的步伐，常清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靠这些开创者的智慧来解决。

最初的价格闯关是分两步来完成，第一步是建立批发市场，先推远期交易，在远期交易的基础上，上市期货合约形成全国统一价格；第二步慢慢与国际接轨，形成亚洲时区的定价中心。如今，期货市场形成了全国统一的价格，并与全球市场接轨，定价功能和风险管理的功能得到发挥，但常清感觉遗憾的是中国期货市场距离亚洲时区定价中心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来之后，常清的命运几乎和期货市场联系在一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体改委联合成立了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常清任秘书长，他与物资部出来的田源一起成为中国期货市场教父级人物。

但常清没有想到期货市场一诞生，从政府领导到投资者都面临一个认识的误区，一开始就把做期货叫炒期货，并不是期货投资和套期保值的概念，更谈不上如何利用这个工具做价格风险管理。而交易所为了活跃市场交易采取了一些非常短期的做法，通过勾结大户操纵市场价格，交易所本来是交易的裁判，却作为交易的一方进入市场，严重违背“三公”原则。而管理人员都是计划经济思维，主观意愿浓，甚至随意修改交易规则调控价格，朝令夕改，造成市场交易混乱。那时候期货市场遍地开花，形成上百个期货交易所，期货市场的乱象引发了长达十年的治理整顿，20年来，期货市场在风雨中严重停滞了十年。

这十年之中，上百家期货市场被关闭，最后就保留了郑州、上海和大连三家期货交易所，规范了期货交易，交易规则成为世界上最严的规则，如今，不可能存在大户操纵市场。但是，期货市场机构投资者不足，散户为主导致严重的短线投机，价格发现的功能难以发挥。十年的治理整顿延误了良好的发展机会，常清一直呼吁期货市场应该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让更多的加工企业参与风险管理，熟悉金融工具，避免被国际金融机构操纵原材料价格，将中国世界工厂变成利润微薄的血汗工厂。

今天疯狂的大蒜等中远期大宗交易市场仍然在犯当年期货市场初创期的错误，但变相期货的存在实际上是期货市场不能满足经济发展要求的一种表现，常清希望对于这些市场不能一关了之，应该由专门的部门负责监管、规范和发展，不能让劣币驱逐良币。

在那个伟大的改革年代，常清设计了期货市场，并亲自创立金鹏期货经纪公司，参与到期货交易实务中，多年来，他深刻感受到了期货金融人才稀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开始转向中国农业大学做教授专门培育期货专业人才。常清经历了人生从官员到期货教父，从期货教父到期货老总，再到期货教授的三次转型。中国期货市场也几经波折，3·27国债风波之后，金融期货叫停，如今，中国推出了股指期货，不仅有商品期货发展壮大，金融期货也开始起步，中国二十年走过了西方百年的历程，开始向亚洲时区金融定价中心迈进。

对话

“3·27”风波不会再现中国期货市场

《华夏时报》：您是怎样开始参与期货市场设计的？

常清：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国家应更多地依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调节经济，使市场和价值规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所有价格都按计划定制，也容易管制，人们没有生产积极性，商品处于短缺状态。因此，为了解决价格波动这一难题，使有效资源能得到更加合理充分的使用，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先后做出重要指示，决定研究期货交易。

《华夏时报》：当初，全国遍地开花建了100多个期货交易所，甚至出现操纵价格等乱象，从而引发长达10年的整顿，如今来看这10年到底给期货市场带来什么影响？

常清：上世纪90年代，随着期货业的蓬勃发展，监管问题也逐步显现。“3·27”国债风波和红小豆602事件的出现，显示过度投机的行为屡见不鲜，监管部门由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市场整顿。不过这些事件的发生也表明，人们对期货市场运行规律的认识还是不够充分，比如说现在大蒜、绿豆批发市场上出现的问题，其内在原因就是交易所为了活跃交易，随意修改交易交割规则，令市场交易出现紊乱，甚至还有交易所直接变身交易的一方，勾结大户联合操纵市场价格。不过中国期货市场不会再出现大的问题，因为与期货相关的法律规则和交易规则都已建立，完全可以避免人为的操控问题。

《华夏时报》：您为什么要呼吁加强期货机构投资者的建设，机构投资者大量进入会不会重蹈过去操纵市场的覆辙？

常清：目前，期货市场缺乏机构投资者的身影。因为经过治理整顿后，市场多以个体投资者为主，进行套期保值的趋势交易的机构投资者少之又少。国内期货交易者大多沉迷于短线操作，日内交易的频率极高，这种行为容易产生单日高交易量低持仓量的现象。反观国外的期货市场，各品种持有的仓位都较稳定，日内交割并不活跃，一般都是以趋势交易为主。同时，机构投资者进行套期保值可以避免原材料大幅波动使企业利润缩水的风险，企业1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利润。不过，企业必须认识到，套期保值仅是帮助企业锁定风险的工具，而非投机工具。

《华夏时报》：中国已经成为衍生品市场交易量最大的国家，您如何看待这件事？

常清：国内的交易量只用交易额度来统计，这种统计方式是不科学的。虽然国内期货市场也是以手数的计算方式来统计，但与国际通行的统计方式还是有所区别的。以大豆为例，芝加哥大豆一手是5000蒲式耳，5000蒲式耳等于130吨大豆。而大连的大豆是1手10吨，实际上国外一手大豆等于国内大豆的13手。而国内直接用手来换算，认为交易量比较大，其实只是统计口径不一样，我们每一手包含的实物量是不一样的。假如把这个手数再除以13，那交易量就会大幅缩水。

《华夏时报》：期货市场是服务于现货的金融定价工具，但目前期货市场的交割率很少，并没有形成相应的现货物流体系，成为单纯的金融对赌工具，为什么国内期货交易所不能像国外那样无障碍交割？

常清：现在交割月期货与现货价格完全吻合可以实现交割。我多次呼吁取消期现货交割审批进行自由买卖交割，但是期现货的交割的审批程序不太合理，审批标准太苛刻，并且物资的存储地与交割地过远，使交割的成本上升。在国际市场上，现货价就等于运输费用、升贴水加期货价，期货是基准价格。各地方距离长短不一，价格也有所变化，期货价格决定现货价格，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说法现在已经不存在，实质上期现货市场就应该合并为一个市场。由期货定价，现货只是物流体系。

《华夏时报》：您的人生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转型，最近是您从期货实务转型成为大学教授，回学校任教，您如何看待自己人生的这种变化？

常清：作为中国期货市场的创始者和设计者，我对它的爱护超过任何东西，只要是对市场发展有推动作用的事，我都愿意努力去做。当初由于工作的需要，参与设计期货市场，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我应做的贡献。后来致力于期货市场实践，是希望通过引入国外期货公司成熟的管理理念，来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期货公司，现在这些期货公司都已趋于成熟。2000年，我受中国证监会领导的委托，组建了中国期货业协会，被任命为第一届中国期货业协会的常务副会长，主持工作。现在，随着中国期货市场的蓬勃发展，期货业需要大量的人才，但人才的培养光靠理论教学又是远远不够的，实战性太差，因此，现在对我来说做教育可能比我做期货公司对社会的贡献更大，所以我选择投身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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